解说：
　　王淦昌，中国核物理学的一代宗师，他曾经两度走到诺贝尔奖的门槛，又两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他是赫赫有名的“两弹元勋”，为了新中国的核事业，他隐姓埋名长达十七年。
　　在北京，这是一座略显陈旧的高干公寓。王淦昌最后的20年，就是在这儿度过的。1998年王淦昌去世后，住在这儿的是他的儿子王德基一家。
王德基：
　　这么早你们就来了。
记者：
　　吃饭了吗？
王德基：
　　刚吃过，没想到你们来这么早。
解说：
　　王德基是王淦昌第二个儿子，退休前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不善于言谈，周身透着平和的气质。
记者：
　　原来您父亲住在哪个屋？
王德基：
　　这边，现在我儿子住在这儿。
记者：
　　这些东西是他原来用过的吗？
王德基：
　　桌子是，床是，但是东西没有了，书都没有了，原来这儿都有好多书，家具全是老的，没有新东西，没添什么新东西。这个椅子起码有三十年四十年了。
解说：
　　王淦昌已经去世6年了，这个简朴的家，像许多知识分子的家一样，依然散发着那么一种淡然宁静，主人浓墨重彩的一生，仿佛都沉淀这里了。
解说：
　　1907年，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中医世家。故乡很美，门前的绿水环抱着村庄向远方蜿蜒曲折，童年的王淦昌常常靠在外婆的怀里听故事，外婆有着一肚子的故事，最让他着迷的是《岳飞传》。
　　到了夜晚，这位“抗金英雄”常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小王淦昌有一个志向：长大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
　　1919年春天，“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席卷了中国，江苏各地纷纷召开国民大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2岁的王淦昌在老师带领下挥着小旗，雄赳赳地走在学生游行队伍中，这是王淦昌平生第一次参与“国家大事”，“精忠报国”这四个字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成为他心中一个永不磨灭的烙印。
解说：
　　这里是1930年的德国，作为清华大学的首届毕业生，王淦昌在那一年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生，这个遥远的国度，寄予了他科学报国的梦想。
　　在德国，王淦昌拜在女物理学家迈特纳的门下，成为她唯一的中国学生。迈特纳是世界核物理学界的先驱，在国际上与居里夫人齐名，爱因斯坦幽默地称她是“我们的居里夫人”。
　　迈特纳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可是渐渐地她发现，她的这个中国学生比她更不要命。实验室规定晚上10点关大门，王淦昌因为贪恋实验常常忘了时间，只好翻墙出去返回宿舍。
　　不久，命运就向这个勤奋的年轻人敞开了大门。
　　　　　　 王乃彦　王淦昌生前助手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乃彦：
　　王淦昌在年轻的时候应该说就很有作为了，他当时就测量出来要测量一个“中子”，当时世界上发现有一种穿透能力很强的粒子，知道是中性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粒子？它质量等于多少？
解说：
　　 “中子”和“电子”、“质子”一样，是组成原子核一种基本粒子，中子的发现究竟有多重要？后来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中子把人类带进了原子能时代！而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关于“中子”的说法还只是一个热门的“猜想”有待证实，包括迈特纳在内的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把“中子”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谁都知道，一个巨大的发现就隐藏其后。
　　一天，王淦昌听完一次学术报告回来，灵感突然闪现：那是一个别人从没用过的测量中子的方法，王淦昌欣喜万分，他激动地向导师迈特纳提出了这个建议。
王乃彦：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这种很好的建议没有得到他导师的支持。
　　王淦昌不死心，几天后，他再次向导师争取，固执的迈特纳还是毫不理会。王淦昌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解说：
　　三年后，英国人查德威克因为发现“中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采用的实验方法与王淦昌当年的那个想法不谋而合。
王乃彦：
　　他的导师就感觉遗憾了，错过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她当时说了一个很幽默的话，说我们是命中注定不能得诺贝尔奖，王淦昌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他也没有埋怨他老师。
解说：
　　王淦昌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心境，他说“我并不后悔，当时我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尽全力去争取导师的支持，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教训记在心头。”
王乃彦：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日本人叫横花秀五，他就很有风趣地讲：他说你呀，是走到了诺贝尔奖的门槛上，你已经走到诺内尔奖的门槛上，差一点就跨进去了。
解说：
　　事隔十年后，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近乎同样的玩笑：那一年因为战乱没有实验条件，王淦昌不得不放弃实验，这导致他第二次痛失诺贝尔奖。
　　王淦昌在德国留学的那段时期，正值世界现代物理史上的“黄金时代”，新理论、新发现可谓遍地开花，他所在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所也称得上世界物理进程的主宰者之一，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还到欧洲各国游历，遍访所到之处的著名实验室和物理大师，这里的一切已经为他铺就了一条无限宽广的成长之路。
　　而这个留学四年的游子，早以抱定了回国的决心。
　　1934年4月，王淦昌登船回国。回国前，有人劝王淦昌：“那里没有你需要的实验条件，何必回去呢？”王淦昌说：“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去，为她出力！”
解说：
　　在王淦昌的二子王德基家中，这两幅照片被单独拿出来挂在一面墙的高处，这位老人就是王淦昌的妻子吴月琴。
王乃彦：
　　王老有时和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老伴有斗大的字也不识。
解说：
　　吴月琴比王淦昌大3岁，是个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1920年由家里包办，王淦昌13岁时与吴月琴结婚，从此二人相伴一生，长达76年。
1998年，吴月琴去世，100天多后，王淦昌也随她而去。
主持人：
　　在外人眼里，您父亲受过西方教育，留过洋，是大科学家，您母亲识字不多是家庭妇女，许多人就问：他们这种结合能美满吗？
　　　　　　 王遵明　王淦昌的小女儿
王遵明：
　　我父亲跟别的父亲不太一样，他在我的记忆里等于他就不在家。你想他出国再念书，出国留学然后回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家，解放以后他几乎就不在家。
主持人：
　　特别是搞原子弹的时候。
王遵明：
　　搞原子弹以前56年他就到苏联去了。我觉得一个科学家是这样，如果把精力过分放在家庭上就不一定能做出很多贡献来，有的人甚至都不结婚。因为我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所以他在生活方面就不让父亲操心了，所以我父亲在生活方面根本什么都不管。
解说：
　　一次，儿女们对王淦昌说：“爸爸，你不要忘了，你科学上的所有成就，都有妈妈的一份功劳”，王淦昌说：我知道，你们的妈妈一生辛苦了。这是一句肺腑之言。
解说：
　　1934年，王淦昌从德国学成归来，迎接他的是一片灾难深重的故土，他急切地去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
　　这是王淦昌1936年来浙江大学任教时的留影，那年他只有29岁，成为浙大最年轻的教授，有人称他是“娃娃教授”。
　　王淦昌在浙大一呆就是整整14年，那几乎是颠沛流离的14年。
解说：
　　1937年抗战在北平爆发，国难当头。浙江大学的校园内外，到处都是斗志昂扬的脸，有的地方还在搞募捐。王淦昌回家与妻子吴月琴商量，把所有的银元都拿出来，还动员妻子把结婚时的首饰也全部捐献抗日，这件事在杭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当时在场的人说，王先生捐献的钱物中，光银元就有十几斤重。 没有人知道，那是王淦昌与妻子的全部积蓄。
　　“八?一三”事变后不久，杭州告急，浙大被迫搬迁到距离杭州约500里处的建德。
　　浙大在建德开课仅仅四周，建德又告急，浙大决定再次西迁。就这样频繁地走走停停，浙大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亡之路。
王遵明：
　　我父亲不也是逃难吗？他负责浙江大学的图书仪器还有很多教授的家属，因为有些教授不是有别的工作吗，家属就托给我父亲，就让他把他们一块转移到后方去，所以我父亲特别忙，顾不上家，当时后头就是日本兵，天上飞机不断扔炸弹，我母亲就带着三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就这么逃难。有一次忘了，警报一拉响，床单就晾在外头，那飞机一看见那白的就扔炸弹，就扔在我们家附近，哎哟我母亲那时候吓得，哎哟，真玄，要再近一点就完了，全都炸死了。
解说：
　　据回忆，当时王淦昌的实验室有一克放射性金属镭，他把它小心地放到一只小铅匣子里，一听到空袭警报，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把那个小铅匣子揣起来就跑。
　　浙大一路西迁，经过几年辗转，来到贵州，最后在一个名叫湄潭的小县城站住了脚。妻子吴月琴带孩子们在山坡上开了一块荒地，种上菜，还养了几只鸡，流离失所的生活这才暂时安顿下来。
王遵明：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5个孩子了，加上父亲母亲就是7口人，就完全靠我父亲那点工资，那时候抗日战争那穷教授也没有多少钱。
主持人：
　　后来家里为了补充生机您的母亲买了几只羊？
王遵明：
　　就买了三只羊，就说吃羊奶吧，每天我哥哥姐姐就轮流去放羊去，所以有时候我父亲去上班手里还牵着羊，因为我父亲那地方大概草比较好，牵着羊就到那吃草去，把养栓带那个院子里外头，他就去上班去工作，去作实验，完了就把羊给牵回来。
主持人：
　　一个大教授牵着羊去上课
王遵明：
　　唉，三只羊后来有两只让狼给叼走了，就剩了一只羊了。
主持人：
　　把全家人心疼坏了。
王遵明：
　　啊。
解说：
　　这个简旧的寺庙就是浙大物理系的实验楼，王淦昌正在给新生上第一堂课，他还是那段开场白：物理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寻求其中的规律，是十分有趣的事，你们选择了一个十分好的专业。

解说：
　　1959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一间里实验室里，一张张放大的底片在王淦昌眼前掠过，他仔细地查看每张底片，丝毫不敢走神。这是王淦昌领导的一项重大实验，他和助手们需要在数万张底片中寻找未知的新奇粒子，这个枯燥无比的工作重复了数月，50多岁的王淦昌聚精会神每天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解说：
　　这就是王淦昌所在的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研究所里的这个庞然大物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加速器。为了应对“冷战”以来“两大阵营”的核技术竞争，1956年， 当时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自己顶尖的原子核专家派到杜布纳，利用那台巨大的加速器展开研究，王淦昌就是中国派来的专家之一。
　　　　　　王淦昌发现的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底片
解说：
　　1959年，在杜布纳，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马负超子，它是王淦昌和他的研究小组从四万张底片中找到的，这个发现填补了微观世界体系的一个空白，消息一公布，就迅速轰动了国际物理学界，
　　　　　　单玉生　王淦昌生前同事　博士生导师
单玉生：
　　杨振宁说的，他那个地方唯一出了一个科研成果就是王老王淦昌先生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个工作。因为跟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经济上还是有限，虽然苏联、中国的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工作，但是唯一的能引起世界重视的，就是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个工作，是王老亲自主持和领导的。
解说：
　　一时间，王淦昌收到了来自全世界100多个核研究所的贺电，他像一个凯旋的将军，尽情地领受着世界同行们羡慕的目光。
这位物理大师曾经受到命运的捉弄，虽然他一生建树颇多，但几次与诺贝尔奖无缘，有人乐观地推测，以王淦昌那样旺盛的创造力，在不远的将来，他极有可能拿到这个奖。
王淦昌独自一人来到郊外，四年来他第一次发现：杜布纳竟有着如此美丽的黄昏。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迈着年轻人的轻盈步伐徜徉在大自然中，他对前途充满自信和向往。
解说：
　　1961年，正当王淦昌的科学事业如日中天，“王淦昌”这三个字在科学界倍受关注之时，他却突然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解说：
　　1960年，王淦昌突然接到回国的命令，他随即启程。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跟几年前大相径庭。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援助。第二年，又突然撤走了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其中包括223名原子核专家，他们带走了许多重要的图纸资料。
　　这是苏联专家撤离时的场景，一位苏联原子核专家在离去时意味深长地说：“没关系，我们走了，这个领域里你们还有王淦昌。”
　　　　　　王遵明　王淦昌的小女儿
王遵明：
　　他（王淦昌）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没有告诉他回来干什么，就说来开会，那时我在天津（上学），我就记得那次他提着一个人造革的包，挺旧的，穿着一件中式的棉袄，一看像个工人一样就来了到校园里来看我，我同学也知道我父亲是搞科研的科学家，说谁来看你，我说我父亲，哎呦你父亲，我们想象科学家穿的一定挺那个的，看起来你父亲像个工人一样，看我一会，下午提着包又回北京了，回北京我以为他要走了（回苏联），结果父亲说不让他走了。
主持人：
　　那时候你们是不是也隐约感觉到那是个比较重要的任务？
王遵明：
　　好像还不是任务，那时候不是中苏关系不太好了，像我父亲这样比较重要的科学家，是从安全上考虑的。
解说：
　　1961年4月的一天，回到北京的王淦昌突然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部长刘杰约他马上见面。
　　刘杰向王淦昌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中国计划在8年的时间内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由王淦昌负责实验研究方面的工作。
解说：
　　刘杰强调：核武器研制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一旦加入进来，必须放弃所有的名誉和地位，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并且做好隐姓埋名一辈子的准备。
　　　　　　刘杰　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刘杰：
　　当时王淦昌沉思了片刻，然后铿锵有力地说：“愿以身许国！”。
解说：
　　1961年4月4日，王淦昌受命主管中国核武器实验研究，更名为“王京”，从此隐姓埋名。
　　上世纪60年代，在青海省一个叫金银滩的荒凉地方，秘密地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核武器专家，这其中有三个人被并称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他们各有分工：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实验研究；
　　　　郭永怀——主管设计研究和实验；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
　　位于青海草原的这个原子弹基地，海拔3200米，年平均气温在零下0.4度，高寒缺氧，飞沙漫天，基地的工作人需要忍受头晕、目眩、心悸、不思饮食等各种高原反应的折磨。50多岁的王淦昌是整个基地年龄最大的科学家，他常常是一个馒头，一杯清茶，匆匆吃完，立刻投入工作。
　　　　　　王乃彦　王淦昌生前助手　中科院院士
王乃彦：
　　王淦昌他巴不得工作两天就给他做成，你跟他在一块工作很累。他在后面催着你使劲催，不停催。
　　　　　　吕敏　王淦昌的学生　中科院院士
吕敏：
　　老嫌慢，他倒不是对你工作的评价低，他就是老嫌你慢。有时候怕他来。高兴的是有什么新点子跟他讨论讨论就盼着他来，怕他来没有结果的时候他老催。
　　 1961年到1963年，王淦昌领导的若干次轰爆试验突破了重重难关，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解说：
　　在三、四年的时间里，从长城脚下到戈壁草原，王淦昌在各个实验工地之间往返奔波。到了实验的关键时候，王淦昌长期不能回家，他对家人谎说“我去西安出一次长差”，拿起行李就匆匆上路。
王乃彦：
　　工作情况不能讲，绝对不能讲，给家里人写信，只讲生活情况。地点在什么地方不能讲。信件嘛使信箱，来回的信件都要检查，都要拆开看的。
王德基：
　　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不清楚，所以有时候也挺想他，就问我母亲，我父亲到那里去了，我母亲就说：你爸到信箱去了。
解说：
　　这里是新疆罗布泊原子弹基地，它位于大漠的深处荒无人烟，这个神秘地区曾被称为“死亡之海”，对外界来说，它一度是个谜，上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多次派无人驾驶高空侦察飞机企图进入这里，但始终没有成功。
　　　　　　1964年，一声巨响正在这里悄悄地孕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解说：
　　在这巨大的欢乐背后，有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一群为祖国原子弹事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不能把这莫大的喜悦向别人倾诉，而只能深深埋藏在心里。
此后，王淦昌继续隐姓埋名，参与领导了氢弹研制工作
　　　　　　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此后，王淦昌成功地组织了我国三次地下核实验
解说：
　　在王淦昌的儿子王德基手中，保存着父亲的一些手稿。
王德基：
　　这些他的日记，那些是笔记。
主持人：
　　这些是日记。
王德基：
　　基本上就是记得每天干什么。
解说：
　　在个别的手稿中，仍然带有那段特殊年月的印记。
孙瑜：
　　这是他化名王京的时候的，还是用王京的名字。
解说：
　　我们用探寻的目光翻阅着这些小本子，这蝇头小字密密匝匝，几乎填满了纸张的每一处空白，他们记录了王淦昌特有的缜密和勤奋。
　　 沉甸甸的这件物品是一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它用５１５克纯金打造，王德基把它视为家族的荣誉小心地珍藏着。只可惜，1999年国务院为王淦昌颁奖的时候，王淦昌已经去世，这枚奖章他没能看到。
　　这里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它的前身是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就发端在此。
　　小树林的深处，这两尊铜像并排矗立在一起，西边是钱三强，他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东边就是“两弹元勋”王淦昌，他的部分骨灰就安放在铜像的碑座下面。
　　1950年，王淦昌受钱三强力邀，从浙江大学调到这里，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1978年，王淦昌结束了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他告别了“王京”的身份，又回到这个久违了的地方，此时的王淦昌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
解说：
　　许多人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王淦昌，这位矍铄的老人，他曾经几次在学术界写下惊艳之笔，又传奇一般消失了若干年，如今他仍然保持着执著的探索精神，并且以高昂的激情站在科学的最前沿。
　　　　　　高功率准分子实验室
解说：
　　这里是中国原子能院著名的“高功率准分子”实验室，它的研究方向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人预测，该技术的和平利用，将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
王淦昌就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这个实验室是他在晚年的钟情之作，他为此付出了最后的心血。如今，人们仍在沿着王淦昌开创的这条道路不断探索。
主持人：
　　为什么他总能占在科学的最前沿，包括他八十多岁的时候出去美国访问，美国的学者也评论他说，一听到他提的问题就知道他还站在科学的第一线。
王遵明：
　　他就是把科学作为人生的第一个乐趣。那天我听到彭先生，彭桓武先生，彭先生就一个人，他老伴儿已经故去了，儿子在美国，人家说你觉得孤单吗？孤独吗？他说我不孤独，为什么？他说有物理伴随着我。
王遵明：
　他说我现在老了，不行了，他说我要是在能够再年轻几年的话，我可能会再做出点东西来。
1986年，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一起倡导了国家“863”计划
　　　　　　王淦昌在72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的王淦昌为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事业不断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