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朱仲丽是在金秋九月，88岁的老人穿着一件素色的连衣裙，安祥恬静。据老人自己讲，她是从65岁才开始写作的，最初的动因是怀念丈夫王稼祥。 两人相伴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３６年，但是朱仲丽说，这些足够她用半生来回忆了。 朱仲丽： 写了好多书，把对他的感情都寄托在书里头。 翻开书的扉页，是一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合影，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年轻人就是王稼祥。 那是1931年，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繁华喧嚣的背后，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逐渐转入地下活动的临时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委派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组成三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 那时候王稼祥只有25岁，是刚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面容白净俊秀，书卷气十足。由于他对马列理论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被人们视为革命理论家。 这所白房子是当年的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来到苏区后就住在这里，并且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的主任。 在苏区领导人中，这个戴着一幅金丝边眼镜的王主任显得与众不同。虽然是一身戎装，言谈举止间却依然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沉静与细腻。 一次，王稼祥听说不识字的战士们，砸烂了缴获来的电台，他就亲自到电台边当讲解员，并且不遗余力地在军队里开展学习文化的活动。 记者：王稼祥很多的时候都还是有一种文化人的心态？ 朱仲丽： 他极力提倡示并要有文化，学文化。每次他们有空坐下来就都学，有些时候行军怎么学呢？你前面那个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背上背一块字，写的字背在背上，你就认那个字，边走边认字。他有一句话，就是“军队里头的士兵如果没有文化的话，这个士兵不能打胜仗”。 那时候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刚刚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正在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反围剿做战略部署。 在战前讨论会上，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38岁的毛泽东，这个年青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传奇人物。 朱仲丽： 在苏联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国内有个毛泽东，他就非常钦佩。 记者：据说两个人一见面就聊得很投机？ 朱仲丽： 这时候一见面就好象是自己崇拜的人见了面非常高兴的，问这问那，谈这谈那的。 从会场到住处，一见如故的两个人都在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当时，毛泽东提笔写下两行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王稼祥边看边连连点头，并对毛泽东自成一格的书法大加赞赏。毛泽东谦虚地回答：“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幅对联倒是洋学堂里没有的。” 不知不觉间，两人竟畅谈了一夜。毛泽东对战局战略独到的见解以及诙谐生动的表述方式，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王稼祥谦和诚恳的态度，儒雅的谈吐，同样深深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 这是宁都会议的旧址。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发生了分歧。 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以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而革命的中心也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但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无视城市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一再要求红军对中心城市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 由于中央错误路线的干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战略被攻击为“守株待兔”、“游击主义”。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多数人在中央指示的压力下，都不便再支持毛泽东，而一向稳重不多言的王稼祥却站了起来。 朱仲丽： 毛泽东同志到底哪点错，事实证明他打了胜战，为什么要把他弄到后方去？军事领导权不交给他，我不同意。 朱仲丽： 后来斗了半天，毛主席的党性很强，他就跟王稼详说，咱们不要争论了，我们趋于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党组织既然要我到后方去，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 毛泽东的离开削弱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力量，而临时中央由于自己一系列的错误方针，也使白区工作蒙受了严重损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只得于1933转移到相对安全的中央苏区来。此时，蒋介石正集结了50万人马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一个阴雨蒙蒙的午后，王稼祥会同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四面环山的谷岗村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 朱仲丽： 当时在庙里头，看着天气要下毛毛雨，估计飞机不会来，所以他们召集会议。 会议开始不久，来了两架敌机。 朱仲丽： 警报来了！王稼详说，你们跟我来，我后边有一个防空洞，第一个就冲出来。 突然，敌机俯冲下来，扔下一批炸弹。 朱仲丽： 他先冲出来，后面就是周总理，他等于是一个屏风挡了别人一样，一个炸弹炸在他面前。 敌人的炸弹片打进了王稼祥的右腹部，炸伤了肠子。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设备和手术器材，医生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每天用四五寸长的橡皮管子，插进伤口为他排脓。 朱仲丽： 他工作一日都没离开，照样看文件，照样开会。 王稼祥的病床成了特殊的办公桌，他每天都是靠在枕头上，起草报告，听取前方的战况。 繁忙的工作使王稼祥病情恶化，体温上升到四十度，高烧持续不退。一天，正在批阅文件时，王稼祥突然昏倒了。 朱仲丽： 医生就开会讨论怎么办，不开刀不行，医生说我给你开个刀，但是开刀没有麻药行不行呀？ 记者：没有麻药？ 朱仲丽： 没有。王稼详同志说，没有麻药需要开也开，你们不要害怕，动腹膜、肌肉、肠子，翻来复去。 朱仲丽： 王稼详是一声不叫痛，坚持了八小时一声没喊痛，医生特别特别佩服他。 手术后，王稼祥出现了生命垂危的征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一个接一个赶来了，他们含着眼泪，静静地站在王稼祥的床前。 然而，第三天清晨，窗外清脆的鸟鸣声，让王稼祥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后来每次提到那场遗体告别仪式，王稼祥都忍不住笑着说自己是死而复生。 王稼祥的身体暂时好转了，然而苏区的形势却越来越紧迫。临时中央领导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后来举世瞩目的漫漫长征路。 记者：他这个时候就带着伤去长征吗？ 朱仲丽： 给他一个担架，有八个担架负抬，轮换着抬，但是他非常关心这些担架夫，他有时候喊，你放下来，我自己走几步，他能走，他拄着棍子走，坐坐走走，坐坐走走。 敌人的围追堵截，路途的艰险，使得红军人数锐减，出发时的八万七千人马只剩下了三万多，这种局面让王稼祥痛心不已。一路上，王稼祥表情凝重，红军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他苦苦思索着。 张树军： 他在实际工作当中，逐渐逐渐认识到，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正确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失去毛泽东领导，红军就打败仗。在长征路上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失败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博古、李德的这条军事路线出了问题。 一天傍晚，队伍行进到一个山村停下来休息，在路边一个柴草房里，王稼祥遇到了久已未见面的毛泽东。 朱仲丽： 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后方，毛主席是因为有一点肺病，也是抬担架。 两人并排坐在石凳上，王稼祥掏出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因为肺病没有痊愈还不能抽烟，随后毛泽东说：“烟瘾好过，身上的病痛也能挺，可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一句话引发了王稼祥久积心头的忧虑，红军的前途成了两个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随后的路途中，两个人的担架始终并排着，毛泽东对战局战略准确的估计分析，越来越让王稼祥感到改变目前的军事路线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朱仲丽： 他先向毛主席说，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老这么逃不是事，这样下去整个共产党的军队都会完蛋了，我们应该要总结一下，前面开一个会，把李德轰下来。 记者：那毛主席当时怎么说？ 朱仲丽： 毛主席说，那行啊，我们两个人办得了吗，王稼详同志说我去，对别的同志去说服说服，看怎么样。 记者：王稼祥又找了哪些人商量？ 朱仲丽： 然后他就找总书记张闻天，就把对他的看法告诉他，张闻天就说好哇，开个会，以后他就找到周总理，周总理也同意。这样一来人数就多了。 王稼祥的心里踏实了很多，虽然山路依然崎岖泥泞，但他已经看见了前行的方向。 张树军：美国记者写的那本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曾经把这个担架上的这种谈话叫做“担架上的阴谋”，当然是加引号的阴谋。 1935年1月15日 遵义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如期召开。到会的二十个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其他的都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带病出席会议，会场里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把藤躺椅。 张树军：会议一开始是博古，他是党的总负责，做了一个报告，他是为这个失败，为他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辩护，然后开始发言，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就是批评了左的军事路线，阐述了他的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发完言以后，接着就是王稼祥发言。 朱仲丽： 他就极力同意毛泽东讲的，反对博古所讲的。 一口气发完言，王稼祥被周恩来扶回座位，聂荣臻伸过手和他紧握了一下。由于王稼祥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其他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尤其几位红军将领，纷纷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 朱仲丽： 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支持毛主席这一边，所以就成立了三人小组，毛主席、周总理、王稼详领导军事，所有的军事权都过来了，遵义会议在王稼详这一生里头算是一个贡献。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在他们的领导下，摆脱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红军，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不断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的胜利。 1935年的10月，行进了整整一年的中央红军，终于在一个金秋时节，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吴起镇胜利会师。 多年以后，提起遵义会议，人们都把它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决定命运的重大转折，在危急时刻挽救了面临险境的中央红军、中央机关以至中国革命。 记者：对于这个遵义会议上，很多人说王稼详是一票见胆识？ 朱仲丽： 对，其实不是投票，就是关键时刻他站起来讲话，毛主席在文革的时候说，他那一票最重要，这么来的。 回溯历史的长河，距离遵义会议已经70年，而提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史学家依然在每本传记中浓墨重彩。 只是在王稼祥夫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她这样写道： “与他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从未听他说起这段往事，当我偶尔从别处听到此事，回来问他时，他淡淡一笑说，那已是历史旧事，不必再提了。” 《黎明与晚霞》是朱仲丽的一部文学作品，晚年的朱仲丽已经写下300余万字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而这一本是专门写给丈夫王稼祥的，里面记述着两人相识的点点滴滴，也追念着王稼祥人生中，每一个光彩夺目的瞬间。 1938年的延安，秋天清凉的风吹过，天空格外地明朗。那是六届六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也最终得到了彻底清算，王稼祥作为会议秘书长致闭幕辞，代表们一个个步履轻快地走出会场。 在会场门口，毛泽东一眼便看见了梳着两根小辫儿的朱仲丽。 朱仲丽：毛主席说，你会不会吹牛皮，你办一个牛皮公司好不好？我说牛皮公司？那时候公司两个字根本没有的，我都傻了。 记者：不明白他说什么？ 朱仲丽：不明白，然后一看后头一批人都笑了，鼓掌。其实他是影射王明，说什么要办一个公司，一定要宣传人员了，一定要有会写文章的，一定要有会开小车的，最后我就答不出来了，我就满脸通红。王稼详就说了一句话，她不能脸红，就强调说我正在脸红，大家都笑了。 王稼祥一下子就记住了爱脸红的朱仲丽。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清秀美丽的女孩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兼任他们几位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 记者： 当时您看到王稼详是什么样子？ 朱仲丽：从苏联回来穿着长筒马靴，带上洋眼睛，白白脸，年纪又很年轻。 在会场偶遇的几天之后，朱仲丽的姐夫司令员肖劲光突然接到了王稼祥的一张字条，读着字条，肖劲光笑起来。 朱仲丽：说你给我两匹门蒙古马，因为一到延安要骑马，旁边写道请您带你的姨妹子来玩。 记者：就说到您？ 朱仲丽：去了以后就下围棋，围棋他不赢我，下下下老输，输了就不下了打网球，我打不赢他，他会打。 相处的日子因甜蜜而显得短暂，文气内向的王稼祥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在相约的日子，朱仲丽总是远远地看见他捏着烟斗来回地踱步。 那时候王稼祥32岁，英俊且儒雅，经常有人热心地给他做媒，他都以公务繁忙推辞了。自从遇见了朱仲丽，王稼祥平静的心泛起了涟漪，但他不确定，自己早年那一段旧式的婚姻会不会让对方介意。于是很多次王稼祥欲言又止。 一天， 两人围着炭火盆面对面坐着，说笑间忽然一起沉默了。 朱仲丽：他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突然一句话，好像已经订了婚一样。 记者：他这个话问得很聪明。 朱仲丽：我也突然，为什么要这么快呀，我就这么说，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快呀？ 记者：那您这就是同意了。 朱仲丽：对，就是，那好那好，你同意了。那好，那好，不要这么快，可以啊，他就抓我这句话了。 王稼祥高兴地站起身，取出珍藏着的一点咖啡，冲了两杯。 朱仲丽：然后他就把白糖放在我的杯子里，他说给你加一点，你是不愿意吃苦的，我愿意吃苦，我们两个同甘共苦吧。 记者： 所以你们后来真的同甘共苦了很多年。 朱仲丽： 对。 婚后的照片上一直只有两个人，朱仲丽说那时候因为工作繁忙，自己决定不要孩子。 朱仲丽：那时候我有盲肠炎，我要开刀，顺便就结扎输卵管，在开刀之前我就征求他的意见，没孩子行吗？可以啊，你不生就不生吧。 记者：就是对这个问题非常淡然？ 朱仲丽： 我说将来后不后悔啊？不后悔，所有天下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小孩。 当时是1940年，也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攻坚的时期，王稼祥在王家坪的住所，经常是通宵灯火不灭。 朱仲丽：我都睡着了，他还没睡着，天天晚上那样，他有时候自己睡着了，手拿着书，灯还没灭。 很多篇重要的文章都是在这样的深夜写成的，王稼祥经常抱着大部头的马列原著，一面研读，一面思考着国内的时局。 1943年，在纪念建党22周年之际，王稼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朱仲丽：总共七千字，最后就总结出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什么，一条条写起来。 张树军：他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呢，就逐渐逐渐地被其他人所引用，被全党逐渐逐渐所接受。 1945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1949年10月20日 首都各界代表为王稼祥送行 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出任首届驻苏大使。这两张模糊的照片就登载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王稼祥的赴任引起首都各界的关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还专门刊发了社论，欢送他的离京赴苏。 初到苏联的王稼祥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当王稼祥第一次在外交活动中出现时，西方国家的使节投来惊异的目光，苏联的很多官员喊着康莫奈尔上前和他热情地握手，康莫奈尔是王稼祥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的俄文名字。 朱仲丽：人家脑子里头觉得中国共产党土八路，一定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这一见我们都是仪表堂堂，挺高兴的。 来到苏联不久，繁忙的工作也接踵而至，制定规章，安排日程，培训工作人员，王稼祥经常忙碌到深夜。 刚刚创建的使馆，条件还十分艰苦，为了节约有限的日常经费，王稼祥夫妇带头缩减了工资。 朱仲丽： 王稼祥的工资呢，他只要等于苏联汽车司机的一个月的（工资），我呢不给我。 记者：为什么呢？ 朱仲丽：就是不给，他说你吃饭，我这里有饭给你吃。 在外交宴会中，王稼祥穿着的西装是从国内带来的旧西装，而朱仲丽的礼服都是自己动手裁剪的。 朱仲丽：宴晚服要长的啊，日装就是短的了，一两件衣服怎么分配过来，我想了个办法，接一层。原来做的是短的，然后有一个框框，穿晚装的时候临时缝，容易得很，缝上了，当时穿的这套衣服还真不错，还挺好看的，没有把我们当乡里人。 朱仲丽：然后音乐一起，跳舞，来找我跳舞，我也跳。 驻苏使馆建立后两个月，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商定，毛泽东将亲自到苏联祝贺斯大林70寿辰，并就两国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商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出访。 到苏联路上的行程是10天，而这10天也成了王稼祥最忙碌的日子。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车站，中国驻苏人员、苏联除斯大林之外的主要领导人及各国驻苏大使陆续来到车站迎接。 12月21日晚，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举行的祝寿会开始了。 毛泽东作为贵宾第一个致辞，受到热烈欢迎，会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斯大林转过身和他热情地握手。 几天后正式会谈开始了，然而会谈却没有了祝寿会上的热烈，斯大林试探着询问毛泽东此行的意图，第一次出访的毛泽东敏感而矜持，他不愿意明说要求苏联援助的问题，于是很隐讳地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据翻译师哲说，在场的苏联人面面相觑，甚至有人还笑出声来，他们根本没弄明白这个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双方因为没有猜透各自的的心理和意图，会谈陷入了僵局。 朱仲丽：斯大林就叫毛主席检查身体，毛主席等着谈啊，谈中苏友好，中苏签订条约啊，苏联怎么来援助我们，等了好多天。 等待消息的日子，毛泽东闭门不出，每天只在别墅阅读书报，于是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纷纷打听毛泽东的去向，甚至西方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连续几周的毫无音信也让毛泽东失去了耐心，他几次对身边工作人员抱怨：“我到莫斯科来，难道就是为了天天吃饭睡觉的吗？” 面对这样的僵局，王稼祥在中苏之间开始了积极的斡旋。 朱仲丽：王稼祥就出了个主意，说毛主席你要求到外地去玩去，到高加索、到列宁格勒看皇宫去，不要呆在这里。毛主席说好，你这个意见好。 毛泽东在王稼祥的陪同下，开始对苏联各地参观访问，并拜谒了列宁墓。王稼祥在行程中也通不断过各种渠道向苏方透露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同时，在他的安排下，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布了此次访苏的目的和详细的情况。 《答记者问》发表的当天下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来到毛泽东住地开始商谈中苏签订新约的问题。 1950年2月14日 双方的外交部长周恩来、维辛斯基代表两国正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次日，《人民日报》专门以红色报头庆贺这次签约成功。 签约成功的当晚，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答谢酒会。王稼祥亲自拿着请贴拜望了莫洛托夫。 朱仲丽：莫洛托夫同志，这是我们大使馆举行的迎送毛主席的宴会，我们的人民，我们整个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人们，都请你们出席这个会议，这就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光荣。 王稼祥的真诚打动了莫洛托夫，这个以冷静坚定著称的老外交家，微笑着接过请帖。 朱仲丽：莫洛托夫说好吧，我把你的意见告诉斯大林同志，还没有说来不来。 庆祝酒会如期在当晚九点举行，王稼祥和朱仲丽站在大厅的门口，焦急地等待着。 朱仲丽： 我们是迎接客人的主人，我第一个站在那儿，急得要命，来不来呀斯大林？忽然来了，斯大林来了。 在酒会开始前的3分钟，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参加宴会的斯大林，出现在大厅里。 朱仲丽：大家，请的客人很难看到斯大林，就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我们请来的也很难看到斯大林，一听斯大林要来那个鼓掌，一涌涌到那边去，他们的卫士都挡不住。 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了斯大林，双方紧紧地握手，互相问候着。据说，这成为当时莫斯科外交宴会中规格最高的一次。 多年以后，朱仲丽依然记得那晚的灯火辉煌。 朱仲丽：挺好玩的这么件事。他们说王稼祥当大使还是有本领的。 谈起丈夫王稼祥的往事，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如孩子般兴奋，风风雨雨走过了36年，留在朱仲丽记忆中的，依然是丈夫那些风采翩然的身影。 在王稼祥去世后的30年，朱仲丽独自生活在旧居里。虽然院子外面的世界繁华精彩，但老人更愿意静静地待在这所弥漫着昔日回忆的房间里，写写过去的事情，她说，在书中还可以听得到岁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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