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的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中勇往直前的领军人物。
　　2004年，于光远89岁，这位经济学大师，有太多让人意料不到的惊叹！
　　　　　　　　　　　　　　　　 　
　　2001年，已经86岁的于光远创建了自己的个人网站，而在2000年，他还是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
　　他是85岁生日我们送他的生日礼物，就送这电脑。当时我是想他可以上上网啊，浏览一下也是个放松。一开始刚买回来两三天，他也没有动，他也不知道从何动起。
　　我记得第一句话打的是：很慢很慢，写的是“于光远笨蛋也”。
　　电脑买来半年后，于光远就彻底换笔，并成了自己网站的主人。
　　龚育之　于光远的朋友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这个手指头作过手术，我心里想大概无非是哪个秘书帮他建立一个网站啊，帮他用微机处理一些文件，他自己大概不会用。后来他就告诉我，他练的一个字一个字，他是一个指头戳。
　　记者：您是一喜欢新鲜事物的老人？
　　于老：很会来事的。
　　记者：当时为什么要想办一个自己的网站？
　　于老：我是现代人吗，我本来是比较保守，因为我知道第一我这人迟钝，第二我这人残废。后来一想不行，到了21世纪了，太落后了不行了。我就发表谈话，我说现代化。
　　现在，于光远每天在电脑前写作至少十二个小时，他写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和看法，写对过去的回忆。于光远在经济学界大师级的地位，是人们公认的，但幼年，他却是一个喜欢在实验里和瓶瓶罐罐打交道的孩子，并因此在亲戚朋友中小有名气。
　　于光远原名郁钟正，出生于1915年。郁家曾是上海商界的名门望族，但在于光远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长年失业在家，生活困苦。十岁时，他常常看到父亲望着手指沉思，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时他便跑上去将父亲的手掰开，父亲总是笑一下停止沉思，这件事给年幼的于光远留下深刻的记忆。
　　在亲威眼里于光远是个很有些本事的小孩子。有一位远亲开牙膏厂，生意做得很大，但牙膏用上半年便凝固挤不出来，听人介绍就来找他帮忙，而那时他只有15岁，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
　　于老：我到图书馆查，就往里加了一种原料，甘油，问题就解决了。
　　不久父亲与伯父开了一个化学工业社，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由于光远担任技师。
　　于老：不小，大概是一个房间这么大的面积，大概20个平方米，什么设备都有。毛巾老洗它老褪色，用土耳其红油帮着它，我就给调试出来了，以后还另外发明一种新的产品――固色灵。
　　记者：销路好不好？
　　于老：卖得好，所以赚着钱了，但是规模不大。
　　为了补贴家用，于光远一直半工半读。大学里他很关注社会问题，爱国情绪非常高，甚至常常放学后跑到上海的工人居住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为了和群众融成一片，他特意学习了一些粗话，结果弄得自己提心吊胆，唯恐粗话会不合时宜地脱口而出。于光远非常崇拜牛顿和罗素，他一心要当一位大物理学家或大哲学家。1934年于光远通过考试，由上海的大同大学转入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做了物理系三年级的一名插班生。
　　于老：清华从不招插班生，只有我一个。
　　清华物理系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第八级学生的毕业照，当年考入这一级的有24名学生，毕业时却只剩下十名，于光远就是其中之一。
　　于老：我到清华做物理不是做一般的物理学家，是大物理学家。
　　这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他是于光远毕业论文的导师。周培源非常器重他的这名学生。1936年赴美国进修时，他将一部分论文交给爱因斯坦修改，其中就于光远的一篇。
　　于老：爱因斯坦提了（一些）意见，周培源本来要由他和我的名义发表这个论文，这个题目是广义相对论的题目。
记：那当时周培源先生对您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于老：点头
记：那后来您的论文按照他的意见去修改了吗？
　　于老：后来打仗了，论文也拜拜了。
　　这是于光远珍藏的一本1936年清华大学年刊，上面手工粘贴的图片记录了清华学生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那也是于光远青春激荡的记录，投身革命的发端。
　　清华物理系八年级的十名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沿着物理研究的这条路，或许于光远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他毕业时却选择了做一名职业革命家，这意味着要放弃工作、远离亲人，直面血与火。
　　于老： 广东话唱的歌，第一句话是好儿子当兵，好铁打钉，一二三四，去到战场
　　于老：我大学毕业我就再也不做物理了。
　　记者：可是这个得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呀？
　　于老：没有什么过程。要革命了吗，亡国了吗，很简单的。
　　那篇未完成的论文，直到1993年周培源先生去世前仍有一名研究生在做。1997年，于光远的清华师兄、物理学家彭桓武完成了周培源一直关注的那篇论文。
　　这位充满朝气的清华物理系高材生，最终却成为经济领域的大家。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的成年人几乎都知道于光远的名字，他参与编写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材，在全国广泛发行。1956年，于光远率先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今无数学子都是读着这套书进入经济学殿堂的。迄今为止，于光远已经写了3000多万字的著作，这一本本著作见证着于光远的勤奋和他对社会的思考。
　　龚育之：于光远他是不断地想问题，不断地有想法，他就说为什么这个问号为什么是这个形状，是一个钩，就是说，要不断地把东西钩出来，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什么？
　　但在于光远勤于思索与写作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段近十年的空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于光远也受到冲击。但是于光远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天性，他以一种近乎幽默的态度看着眼前发生的种种。
　　于老：北京有一个联络组，批斗于光远联络组，（有一次批斗）说让我自己去吧，我说好啊，到了门口我要进去，不让进，要票，一个要进，一个不要进，后来那个人急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的，跟你说你不能进去，你一定要进去，难道没你就开不了吗？我说对了，他一愣，我就问他，开什么会？斗争会吗，斗争于光远，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开成吗？进去的时候，我就很神气了，胜利了吗。
　　龚育之：我想于光远这个人，他总是愉快的。
　　1969年，于光远下放宁夏五七干校，他很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宁夏。走之前，他带着孩子和妻子去公园，每张照片他都和女儿挨得紧紧的。
　　在遥远的西北，于光远不能写东西，也没有多少书可以看，但是两个女儿的到来驱走了寂寞，她们常常坐了火车到宁夏去看父亲，小女儿独自一人来时还不到四岁，早已忘了父亲的模样。
　　于老：她自己来的，她找到火车里面的列车员，说这个小孩儿家里告诉她，第一个抱你的一定是你爸爸，果然是我第一个抱她。
　　于老： 觉得干校挺好玩的，那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带我们去看贺兰山，菜园子那边蜻蜓蝴蝶飞得特别多，特别漂亮，就是白天捉好多放在屋里，然后窗户一关往屋里头放……
　　在宁夏的三年，于光远从没有停止思考，小女儿曾给妈妈写了这样一封信：妈妈：你好。我过得很好，爸爸老在想事，有时和别人说话，爸爸拍一下手，我就不说话，连拍两下，我就不去缠爸爸。
　　刘世定　于光远的学生　北大教授
　　刘世定：他跟我讲过一点，他说思想从来都是自由的，你言论可以不自由，但是思想是禁锢不住的，除非你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
　　1972年的秋天，于光远终于回到北京。
　　于老：到了北京站，哎呀这么亮啊。
　　记者：感觉北京的灯光特别亮。
　　于老：特别亮，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就在于光远回到北京的第二年，中央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邓小平恢复国家副总理的职务，于光远没有想到邓小平的复出会对他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建立一个新机构――政治研究室，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记者：当时是为了避免受“四人帮”的干扰是吗？
　　于老：对。
　　记者：当时是谁直接领导呢？
　　于老：邓小平。
　　记者：那国务院政研室的它的主要作用或者主要任务是什么？
　　于老：邓小平的助手。
　　正式任命的日期，于光远记得很清楚：1975年7月5日，那天正是他60岁的生日。国务院政研室共有七个负责人，七个人没有正副之分，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于光远排在第五位。
　　龚育之：一个秀才班子，可以帮助他（邓小平）做很多事情，帮着他出很多主意。当时有一件具体事情就是编毛选第五卷，还有就是思想文化建设，哲学社会部由他来管。
　　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力图让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却受到四人帮的阻挠，1976年，邓小平被迫再次离开政治权力的中心。
　　记者：政研室是不是也受到冲击了。
　　于老：那当然了，重点就是它嘛。
　　刘世定：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还是照样写些东西，实在烦的时候呢他说我就看看物理，看看数学。
　　国务院政研室的存在已经岌岌可危，到了1977年，有传言说邓小平可能会复出，于光远想了一个主意拖延解散的时间。
　　于老：我们就说，给我们一个愉快的结束，参观大寨嘛。为了是机会，总有机会嘛！
　　粉碎四人帮以后呢，在一段时间当中呢，事实上在整个思想界还是比较沉闷。当中呢实际涉及一些理论问题，那么按劳分配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在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按劳分配被视为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
　　于老：所以就是没有人敢去碰，没有人敢去经济活动或生产当中实施按劳分配，但你如果不是是按劳分配的话，你这个生产的积极性是没办法调动的。所以这个就卡在这了。 但是你要去做呢，就是要挑战党的基本路线。
　　1977年初，于光远第一个站出来，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
　　于先生就与一些像冯兰瑞老师，还有林梓力老师一起商量，就说要从基本理论上来突破。　　1977年2月25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马上引起很大反响，两次小范围的讨论后，紧接着又是两次更大规模的讨论，在两年中共进行了五次讨论，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
　　于老：规模很大，开放式的，谁都可以来，外地的都可以来，全国性的。
　　很多外地的人都知道，我当时还在山西大同工作，后来我听说这个，我就来听。大家觉得这是很令人兴奋的开端。
　　刘世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反正你看后来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当时都在参与。
　　这是二十八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次创举，率先在国内举起思想解放的旗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8年5月5日，国务院政研室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6天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两篇文章引发了全中国思想解放的第一次高潮。
　　刘世定：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就成为更带有标志性的事件，人们谈得比较多的就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思想解放的）开始是从按劳分配的讨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刘世定，是在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展开的年代，他与同学们激情澎湃，纷纷设想着中国的未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直冲在思想解放最前沿的老师、同时也是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给他们浇了一头凉水。
　　刘世定：很多年轻人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但这里面于先生就是说呢说这些精神呢都是很好的，有社会关怀，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要有科学精神。他说恩格斯有一句话“愤怒出诗人，但是不出科学”你热情你有感受，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成诗人，科学是需要冷静的，中国的变迁不是通过一场短时间的一场运动式的一场革命，他就能走上一个现代的道路．实际上一个渐进的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1988年，于光远出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这本书被誉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著作之一。1992年，于光远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这是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唯一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
　　于小东：我呢因为也是夜猫子型的，所以我俩比着熬夜，所以一般怎么也到一两点的样子，他现在年纪大了也相对来讲固执，不大能叫得动，有时候催他，我妈妈也一遍遍叫他，我妈妈有时一着急，他就起来了。
　　胡冀燕：他的眼镜放到哪儿，他永远找不到，他一天到晚找眼镜，他平常都一直在那坐着，所以他找眼镜谁都不帮他找。
　　他女儿，他老伴，都不帮他找，让他自己找，因为只有在他找眼镜的时候，他才会活动活动。
　　骨质疏松，让于光远行动不便，疾病和缺乏运动使他的脚每天都肿得很厉害，泛着透明的光，我们眼前拚命写作与思考的，是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
　　于老：说我坏话的很多，但是没有人说于广远懒惰，这个没有。
　　胡冀燕：86年，还是87年，有一次我跟他出差，在广州机场，广州机场呢，他其实平时都是这样的，等飞机的那段时间他都是在那儿写东西，有一次，一个老同志就问我，因为我坐他旁边。他说那是不是于光远啊，我说是啊，哎呀，怪不得呢，我一看他在那写作那个背影我就知道。
　　那个人，是于光远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五十年没见，凭着写字的背影就认出了他。于光远的听力很不好，当摄制组在他身后拍摄时，他始终专注于他的工作。第一天拍摄结束时，于光远正在写一篇文章，叫做《我从不浪费自己的力量》，第二天清早，我们悄悄算了一下，他已经写了2000多字。
　　对这位老人的勤奋，我们只能以镜头记录我们所看到的。
　　龚育之：其实从他这个人来说，清闲对他有什么意义？他总是要创造，要发出声音，总是要影响这个社会，这是他存在的价值。
　　1990年，于光远的身体遭受了一次巨大的考验。他在医院查出患了癌症，手术之后，又发现在输血时受到感染，患上丙型肝炎。
　　 胡冀燕：他住院期间他写了好多文章叫《病中记趣》，他说病本来就很痛苦了，他说我再写那些痛苦的事呢，就没有意思了。 他有一个喜喜哲学，就是他不喜欢忧，他喜欢喜。
　　为了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于光远开始做化疗，但又因为体内白细胞过少，化疗只能终止。从那以后，于光远的身体越来越差。
　　刘世定：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其实我也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他一定能过去，当时我特别有信心，整个还是挺乐观的，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还有一些应该说…
　　刘世定：他送了我一张他比较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也没说什麽，就是说作为纪念吧。
　　于光远的客厅里，摆放的照片记录着他开心的时刻，那也是他最愿意记住的瞬间。拍这张照片时，于光远身穿红马甲，手里拿着大哥大，照片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我也有了一副现代商人的架势。于光远永远不愿落后于时代，他倡导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消费经济学、国土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等。2001年，于光远出版了一本名为《吃喝玩》的书，书名令众人惊咤不已。
　　胡冀燕：那时候玩也是很多人不敢提的，很多人说于光远一个大经济学家，大哲学家，一天到晚写玩，有点玩物丧志什么的，你怎么能提倡这些东西呢，他不管。那么他觉得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休闲应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方式，所以休闲经济也是他最早提出的。他说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学到老玩到老。
　　采访一结束，于光远就将他几件得意的玩具和游戏拿出来给我们看。
　　胡冀燕：他说自己是大玩家，他是搞玩学，他自己也不会玩也不玩，就是没有时间玩，他自己说了四种，唱歌是沙沙的，游泳是哗啦哗啦的，打羽毛球是咵咵的，跳舞是哎呀哎呀的。　　说实在的，他没时间玩，他的玩也与众不同，他的玩就是玩铅笔头。
　　朋友说于光远好做惊人之谈，下面便是他的惊人语录：
　　龚育之：他说自己是二表人才，一爱受表扬，二爱表现
　　胡冀燕：自己给自己写一个墓碑，写着大玩学家于光远已经走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的。
　　于小东：我是“望家”，你们在里面讨论问题，我门口看看，一望、两望，就是“望（妄）加评论”
　　胡冀燕：（他说）不能说我去崇拜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那都是宗教。
　　马克思主义它是科学，它是要我去研究，我认为它是真理我就去按照它的去做。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龚育之： 老年人经历多了就没有那种勇气，没有那股锐气了，于光远不是，他知道我有这么多经历，有这么一把年纪，我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好，我如何影响这个世界，应该比别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老年人很真诚，很天真，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