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民族的脊梁  礼赞英雄主义
感受精神的力量  沐浴理性光辉
  
《数风流人物》国庆特别播出——
                《脊 梁》

               巨擘鸿儒展现大家风范 名家大师讲述非凡人生  

  2004年初,《数风流人物》栏目改版时曾提出四句话:“让生命绽放一次灿烂,让感情澎湃一次潮汐,让思想散发一次光芒,让信念穿透一次时空”。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又一个生命喷发着绚烂激情、思想透烁着深邃光芒的名家大师走进山东电视台的这个人物栏目,他们的忧虑、沉思、兴奋乃至骄傲,他们对生活乃至人生永恒的理解和感悟,不但丰富了山东台的屏幕,也丰富了许许多多观众的心灵。那是些在中国历史上始终闪烁着光芒的名字,臧克家、钱三强、华罗庚、童弟周、王淦昌、张光斗、等等等等……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国庆45周年的时侯,改为集中播出的《数风流人物》栏目聚合了一些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包括两弹一星功勋专家 邓稼先、数学家陈景润、著名作家朱自清、老舍、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于光远等,他们对民族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深厚情怀,爱国家甚于爱自己的生命,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是一笔巨大财富,对他们的采访过程也无疑是难得的经历。在浓缩再浓缩,精华又精华后,我们仍然不忍舍弃掉那些宝贵的东西。为此,将其中一些诉诸笔端。

  当原子弹试爆成功时,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问当时的科学院院长严济慈,是谁这么有本事?严济慈笑着说,去问你女婿吧。杨振宁读着邓稼先的信,在宴会桌前不禁泪流满面。中央指示。两弹一星从邓稼先开始解密。

  曾经有位年轻的导演,在拍一部反映两弹元勋邓稼先事迹的影片时,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这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我此生就住在这里了。”
  北京花园路一号的一栋4层小楼是50年代为苏联专家建造的。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回国访问,提出要见他的老朋友邓稼先。为此,中科院特意把这套住房调给了邓稼先。
  从那时到现在,许鹿希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这座经历了近半个世纪风雨的楼房已接近危房,固定用的钢筋纵横交错贯穿了每一个房间。而房间的摆设仍然定格在邓稼先去世时的状态,区别只是在每一件物品上我们都能看到许鹿希用纸条写下的注释。
  屋内仅有的几件家俱,橱子、沙发、茶几还是当年杨振宁来之前特意打制的,茶几下珍藏着当年邓稼先与杨振宁见面时各自用的茶杯。
  许鹿希穿着印有淡雅碎花的的确凉上衣,浅灰色的确凉裤子在这间屋子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炎热的夏天家里唯一能够带来一点凉意的是一台小风扇。
  在当年的环境中听许鹿希谈起邓稼先,我们感觉到她还生活在1986年以前的时空当中,在她的世界里邓稼先并没有离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问中科院院长严济慈:“是谁为中国造出的原子弹?”严济慈听后哈哈大笑:“去问你的女婿吧”。
  许德衍的这位女婿就是邓稼先,1950年,邓稼先获得美国博士后第九天回国,分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任副研究员。1958年他从钱三强那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后,便就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的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争相涌向街头挥舞着号外欢呼雀跃时,邓稼先却接过领导早已为他买好的飞机票,来到病危的母亲身边。
  邓稼先付出了太多太多,在接手两弹一星工作那一天,便意味着要牺牲、要放弃。我们早已了解沙漠试验基地的环境恶劣,也了解科学家们鲜有常人所有的天伦之乐,但这次第一次了解到作为负责原子弹的领导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一位工作在邓稼先身边的科学家故告诉我们,每次核试验实验前,等着那一声巨响,重压在心头上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许鹿希说,邓稼先曾告诉他,每次签完字,他的脑袋就别在裤腰带上了。中国一共进行了33次核试验,邓稼先参与了15次。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见到了老同学邓稼先,他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人员名单中有邓稼先的名字。在他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美国的时候,他问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参与帮助。在当时原子弹研究的一切情况对外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邓稼先专门为此请示了周总理。当天深夜,总理办公室的传达指示:如实地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这个消息让邓稼先激动万分,连夜写信,第二天一早信使就带着这封信飞到上海。此时,杨振宁正在参加上海为其举行的送别宴会,当看到这封信时,他的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在周围人们疑惑的注视下,转身离开座位,走向洗手间。事后杨振宁回忆到:“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在许鹿希的讲述中,我们了解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凝结了太多如邓稼先般的科学家的心血,其中的许多故事感人至深,令人泣下。然而,这些故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是不为人知的。
  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邓稼先解密,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题目,大版的介绍邓稼先和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关系。一些知道些内情的人也纷纷打电话过来,说邓稼先怎么了,20多年来都隐姓埋名,现在突然在报上登出来,他还在世不在世?
  在拍摄和编辑这期节目时,我们怀着敬仰,内心始终回荡着一种神圣的情绪。邓稼先对两弹一星研制的贡献,在他的影响下后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他不顾核辐射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以及弥留之际对生活的热爱……一切都让我们不忍在结构片子时做舍弃。
  只有一张奖励证书,让我们无法处理。那是八十年代国家对邓稼先参与原子弹氢弹研制的奖励,共有奖金1000元。当时在场的人有谁说了一句,原子弹五百、氢弹五百。这是邓稼先在世时领取的唯一一次的奖金。
  在我们离去时,许鹿希反复强调,两弹一星事业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后的故事,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儿子有一个奇怪的姓,陈景润常说的一句话是“由是最聪明的,由什么都会”

  陈景润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陈景润的知名度,主要源于徐迟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曾这样形容陈景润:“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比的自豪感。他震惊海外的社会效应,在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许多普通老百姓是不清楚的。美国数学大师阿 威尔曾经这样说:“陈景润的工作,就好像在喜马拉雅山顶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那么困难”。
  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要求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能力,还有大得惊人的计算量。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条件下,他仅靠一双手,一支笔,胼手胝足,他的执著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心爱的数学,陈景润把时间榨挤到极限,每天吃最简单的白水煮面条和窝头,在厕所的灯光下连续演算7天7夜。为了一个人研究的方便,他搬出集体宿舍,先后住过2、5平方米的厕所和6平方米的锅炉房。就在那间6平方米大、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他完成了对1+2的证明。
  陈景润的事迹公开报道后,他当时在中国的知名度现在哪一个、哪一行的明星都无法望其项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原书记李尚杰这样告诉我们:“当时只要在信封上写上:北京 陈景润收,信就能收到;去出差,再偏僻的地方小黑板上都介绍陈景润的事迹;每天都有到数学所找他的人,陈景润的轰动效应,激发了许多青年的数学梦,当时中科院数学所经常能看到蹲在地下进行数学演算以期被发现的人。”而且求爱信雪片一般飞来。生活一向随意的陈景润对此每每非常严谨,当着李书记的面把姑娘们的求爱信和照片一一烧掉,决不随意丢弃。
  1978年,陈景润在北京解放军309医院检查身体时认识了女军医由昆,两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虽然外界想当然的猜测这是由国家政府出面给陈景润“解决了生活问题”,事实上,数学家和女医生之间确实是自由恋爱,并演绎了与众不同的爱情,令由昆至今谈起来仍感慨万千。
  现在担任解放军309医院的放射科主任的由昆个子高高的,白皙面庞,浓眉大眼。从小在军营长大,她整个人透出一股爽朗大气。但随着采访的进行,她善良和贤淑的一面以及她对陈景润的那种深情让人心动不已。她一直称呼陈景润“先生”,陈景润则称呼她“由”。
  陈景润对由昆一见钟情,执著地追求她,先邀请她一起学外语,后来直接向她表白了感情,犹豫不决的由昆搪塞说要跟家里人商量,陈景润却马上到数学所宣布他有女朋友了,后来消息反馈到医院,由昆十分尴尬。这出人意料的一招让由昆又生气又好笑,最终还是被他的执著打动了。陈景润向由昆保证:我比你大那么多,一定让着你,绝对不和你吵架。

  由昆至今还记得他们结婚后不久的一顿饭。都知道陈景润是书呆子,但那时候由昆的生活能力还不如陈景润,来了客人,她只会炒个茄子块,让人难以下咽;而丈夫还会做炸虾片、炒肉片、炒鸡蛋之类。客人后来告诉她:我们当时真担心以后你们怎么过,陈景润那样,你什么都不会。但是对什么都不会的由昆,陈景润从不挑剔。他总是夸由昆做的菜好吃,由昆什么都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由是最聪明的,由什么都会”。有时陈景润大孩子一般天真的性格自然流露出来,那些笑料也逗得由昆忍俊不禁。在丈夫的宽容和鼓励下,由昆一天到晚乐乐呵呵。
  17年的生活中,他们只吵过一次架。结婚后不久,陈景润分到四室一厅的新房子,这是当时科学院最高档的住房。新房里,他的书房总是很乱,所有的稿纸都随意扔着。一天,爱干净的由昆替他收拾了一下,没想到陈景润急得嘴都哆嗦了,还对由昆喊叫了几句。由昆这才知道,那些看似乱的稿纸有着陈景润自己才知道的规律,他正在朝歌德巴赫猜想的最终结论1+1进攻呢。后来,陈景润向由昆道了歉,但由昆从此再也不随便进他的书房,也不准别人进去。
  现在,两人唯一的儿子正在加拿大留学,学习国际商务。儿子1981年出生,名叫陈由伟,每次别人叫他“小陈”,陈由伟都要认真地纠正说“我姓陈由。”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姓。生孩子的时候由昆剖腹产,陈景润非常心疼妻子,提议儿子姓由,让儿子永远记住妈妈的付出,由昆不同意,陈景润又提议姓由陈,最后由昆作了决定:姓陈由,两人的姓都包括在内了。
对陈景润,由昆说得最多的词是“心疼”,她心痛“我先生没过上好日子,他从小没母亲,后来自己那么苦,刚好一点他就病倒了,现在多么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切,看到我们都这么好”。
  1980年到1983年间陈景润和由昆两地分居,两人鸿雁传书,写了不少信,由昆一直好好地保留着,却从不愿公开,她说,这是我们私人的事情。在我们再三要求下,她同意我们拍摄信的封面,有一封信不小心展开了,我们窥见了开头的称呼:我最亲爱的妻子,就在这时由昆发现了疏漏,急忙把信收拾好,她的脸一下红了,带着甜蜜的娇羞,不好意思地注视着我们。那神情让我永远难忘,谁敢说她不是幸福的?陈景润的至纯人格也酿造了一份人间至情,温暖和照亮了由昆的一生。

  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于光远曾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领军人物。有朋友说,于光远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惊人语录”:“我是无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绝对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指的是宗教崇拜”。“我一点也不难为情承认自己是个‘二表人才’,一爱表现自己,二爱受表扬”。
  还是这个朋友说,其实于光远只是一个很纯真的人,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思考与世人分享。


  各种各样的选择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自由与民主是于光远毕生追求的目标,这使一位原本可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人意外地成了一位经济学家。当于光远还是一个少年时,亲戚朋友们便公认他是一个“极聪明的小孩”,很多人找他解决化学、物理方面的难题,他甚至为一家工厂研制出保持染料色彩的固色灵,1932年于光远考上清华物理系,毕业论文甚至被导师拿给爱因斯坦看。但于光远却放弃了一切,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在革命圣地延安,他开始对经济感兴趣,最后,他竟成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的经济领域最先掀起改革的风潮,而于光远就是经济界的领军人物,虽然在新旧冲突下他的思想遭到过无数批判,但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间。

  在网站上敲入“www.于光远.com”,就会出现于光远在朋友的帮助下创立的个人网站。于光远是个永远不甘落伍于时代的人,84岁时他说:“我要现代化!”,抛弃了用了一辈子的笔,改为用电脑打字。86岁,他建立了自已的个人网站。
  这样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似乎应该总在深邃沉思,但我们在网站上发现的照片,于光远却总是一副近乎天真的微笑,当我们真正见到这位学者,他的乐观,远远越平我们的想象。记得采访那天是个阴天,我们拖着笨重的器材踏入于光远那个与他身份很当他的目光从电脑屏幕转向我们,冲我们慈祥地灿然一笑,我的心立刻释然:这只是一位亲切的老者。
  在采访、交谈中,他所经历的一切磨难,文革、癌症几乎都是一场场意想不到的喜剧。
实际上于光远在文革中发配到遥远的宁夏,一个几乎没有一本书可看的农场。1990年他患乳腺癌,输血时又感染肝炎,生命悬于一线。而于光远却在笑声与勤奋中走到了今天。
  亲人、秘书、学生都诉说于光远的乐观,学生笑着说从来没有想过于老会走不过难关,笑着、笑着,已到中年的学生突然哭了,他说他想到老师当时给了他一张照片,或许老师当时知道自己的病已经非常不好……
  最近几年,于光远的身体越来越差,耳朵近乎失聪;行走不便,不得不坐上他最不愿坐的轮椅。但他的勤奋却震撼了我们所有见到他的人。
  于光远的脚非常非常肿,胀得泛着透明的光,以至于我总在想他是怎样套上他的鞋。家人说,脚肿,是因为于光远从早上七点左右起床便坐在电脑前写作,一直到零晨一点左右,上床再看书,直到两、三点钟才睡觉。吃饭就在电脑旁的书桌上,只有几块点心和一点青菜。于光远的夫人说,于光远的记性非常好,对过去很久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就记不住自己的眼镜放哪儿,于光远步履艰难,但家人从不替他找眼镜,就为了他能站起来,离开电脑活动活动。
  周围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于光远,我们在房间里采访他的秘书、女儿,他始终背对着我们,坐在电脑前写文章。这位89岁的老人,背已经有些弯了,身体前倾向着电脑,电脑屏幕显得异常得白,因为手部有残疾,他是用食指一个键一个键地戳。当记者采访其他人,偶然回头看到这个象是一幅剪影的场景时,心,猛然一缩。于光远说过这样句话,你们可以批判我的思想,但不能否认我的勤奋。

  老舍有四个子女,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因大女儿舒济的名字繁杂,便因其笔画少而为子取其名舒已,人如其名,舒乙待人总是用最简练的方式。

  在中国只有一位文学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他,就是老舍。老舍在济南生活了七年,并在这里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那美丽的散文《济南的冬天》,那妇孺皆知的《骆驼祥子》,都创作于济南。这让我们感觉与老舍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亲切。2004年,老舍先生诞辰100周年。诸多机缘促使我们要拍摄一部反映老舍的片子。七月的一天,电话打到了舒乙先生的办公室。
  舒乙是老舍先生的唯一的儿子,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平日工作极为繁忙。他长相酷似父亲老舍,但是性格却和我们想象的老舍先生有天壤之别。“不动声色”这个词简直就像专门为他所用,无论是跟朋友、跟下级、跟记者,跟谁说话,语调始终是平稳一致的,表情始终是安静的、从容的、缓缓的,而且用词极简练。在舒乙这种不动声色中,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不由自主的生出一种类似敬畏的屏声静气,并把话精减到最少,以求在最短的时间里表达完自己的意思。
  在电话里,编导用最精炼的话把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我们过去曾得到你的支持,其二,我们现在要采访你,其三,约定采访时间地点,对方似乎一直在听,我们却感觉这边的人刚刚说完便立刻放下了电话,“舒乙先生就说了两个字――可以”。
  心里没底的编导也只好如约而去了。一行四人在现代文学馆的大厅里溜溜等了一上午,未见到临时去开会的舒乙。终于精诚所至,午后舒乙推门出现在大厅里,主持人满脸绽放着灿烂的微笑迎上前“舒馆长,你好,我们是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您……”一向不动声色的舒乙两眼一直平视前方,依旧向既定的目标缓缓的、沉稳的走着,等到他在一张凳子上坐定,编导又重复了一遍采访意图,舒乙只有两个字“不行”。所幸,最后舒乙极其认真的把妹妹舒雨的电话告诉了已经失望得灰头土脸的记者们。
  事后,遭遇开局不利而又重新振作起来的编导在采访完舒雨后,再次给舒乙打电话,在力陈了舒乙在片子中无法替代的作用后,舒乙缓缓的说:“我确实很忙,没有时间。”“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已经将您考虑到片子里了,您看……?”沉默少许片刻后,舒乙在电话里说: “明早八点,你们到我家来,只有一个小时。”语调依旧是舒乙式的沉稳平静,不动声色,电话这边却引起掀翻天的欢呼。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们发现舒乙是一个极其严谨、负责、认真的人。比如他出镜穿戴一丝不苟,衬衣熨贴、裤线笔挺,皮鞋纤尘不染;比如他对我们讲述父亲的往事时的投入、忘我。再比如他的守时,决不让早到的记者进门,时间分毫不差,到一个小时采访即告结束,他又不动神色的迈着从容的、镇定的步伐离去,留给我们一个沉稳的、坚定的背影……所有所有这些,细心的人都能感受到舒乙对所承诺的事情的负责任。最后我们都相信,他拒绝采访确实是出与没时间而不仅仅是托辞。
  在片中,观众会看到衣着考究的舒乙在他简陋甚至杂乱的居室中,用他那智慧中故带拙朴的简洁的笔法为我们题写片名,会看到舒乙的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展现舒乙的淡定、从容、不动神色以及自其中自然带出的一份威仪。
  这种印象强烈的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栏目组有一句话:“要想人敬你,就去学舒乙”。

  还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失落的、遗憾的、欣慰的和兴奋的,所有的一切都将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在几年的采访过程中,我们采访了近百位人物,个个都是顶尖级的大师,曾经有朋友说,你们真有本事,想采访谁就采访
谁!其实和诸多不同凡响的人打交道,也得有一身不同凡响的特异功能,其中包括一颗坚忍不拔的心,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一幅十寸厚的脸皮:
  中科院数学所的数学家从研究室办公桌上抬起头对我们说:你们对我很不重要,我们答曰:您对我们很重要。
  拍摄许光达大将的片子,宣传部的一位大校说,别着急,十年磨一剑。我们嘴里稳稳的保证一定把片子做好,心里着火般地惦记着国庆节的播出。为了这个片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个总部,除了总后勤部,我们给三个总部打了报告,先后在北京蹲了近一个月。
  曾有多位淡薄沉静的科学家,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在我们长达一年之久永不放弃的努力之后,第一次在山东电视台的屏幕上出现。当然与此同时有些人我们仍然在努力,仍然在等待……
  我们有过太多的被
拒绝的遭遇,太多的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所幸最终人们由排斥转向接受,由冷淡转向热情,由拒绝转向帮助。虽然有人说是我们的作品打动了他们,但我们心里清楚,最终是因为所接触的大师终归是对勤奋、执著怀有认同感的善良、可亲可敬的长辈。
  因此我们就有了可以夸耀的资本。比如,相对于其他媒体,我们可以轻松的进入人民大会堂、故宫进行拍摄,因为我们采访的大家对这些地方有特殊的贡献;我们可以相对容易的采访到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因为我们采访的长者是他们的尊师;最牛的一次是坦克师为我们出动了十辆坦克车,演习了近一天,他们说中央台也没这待遇。最后泥猴般的摄像抹掉脸上的尘土,兴奋地说:“靠!简直像《甲方乙方》一样,终于找到拍大片的感觉了。”
  在结束了前期拍摄的被戏称为“受社会折磨”的过程后,编导们又进入了后期的自我折磨阶段,一遍一遍磨,一次一次揉,既要对得起历尽千辛万苦的采访,更要保证别让这些在中国历史上谱写最华丽篇章的人们因我们而失去一丝光彩。
  在一个缺少甚至没有大师的年代,怀念和重温已经逝去的先贤,也许是一个追求理性的人在浮躁的社会里避免浮躁的最好的方法。片子就这样一期一期踏踏实实、精雕细刻的做下来了,在与大师们或面对面交流,或跨越时空阻隔的心灵对话时,我们时常感受到无法回避的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提升。这些人生的精华和智慧的浓缩,常常使我们提前品味到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与幸福,每每鼓励着我们这些幸运的年轻人沉静又专著地干好每一件事。
  这,也许是我们在付出后所得到的最大的回报,对我们自己,甚至对我们以后漫长的人生。


                                            《数风流人物栏目》
                                              200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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