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个“效能风暴”还真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可是细细想来，这里面有很多乖谬之处。的确，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上班时间带头打游戏肯定是不对的。问题是，像这种“不对程度”的事情以往多着呢，比如说上班时间干私活儿、扯闲篇、煲电话粥、一份报纸看一天，可以说在机关单位经常性地发生着，他们的上级要么不闻不问，要么批评教育两句完事，为什么只有孙局长受到了重处理？在我们以往对官员的管理中，问责机制始终是大众和媒体反复呼吁而很难落实的环节，有的官员错误决策给地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有的官员盲目追逐GDP增长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比打游戏严重得多的错误也很少闹到夺职的地步，为什么这次就抓住不放，必欲罢官而后快呢？归根结底，这是沿袭了多年的“严打”思维在起作用，这位副局长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被抓了“典型”。

    “严打”这个词我们不陌生。每到某种违法犯罪形式集中爆发的时候，司法机关就拿起这柄利剑，用比平日大得多的惩戒力度来予以当头棒喝。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专项整治”、“专项检查”，为了迎接某个重要的节日，安全管理问题得到空前重视，肉蛋禽菜的卫生状况把控更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北京市交管部门宣布，酒后驾车、非司机开车、闯红灯和“涉牌”等违法行为的责任者，一律按照法定的处罚上限标准予以罚款、记分甚至拘留。如此一来，法律中原先针对不同情况而规定的区别性处罚标准就完全废弃了。这样做也许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问题是这种忽轻忽重的管理是治标不治本的。无论是鼓励还是惩戒，如果同样性质的事情却用两把尺子来衡量，并最终导致天壤之别的结果，是不能服人的。它只会导致侥幸心理的滋生和更多的暗渡陈仓。

    “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曾经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如今类似的悲剧是不会再重演了。可是，像搞“运动”一样地做工作的思维方式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在不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不管是抓效能，还是保安全，所有的工作都是马拉松式的，这就要求大致统一的执法力度和“量刑”标准，你以多快的速度赶出来的“成绩”，事后就会以多快的速度消失，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事急从权是难免的，但过多从权、事事从权就成了“打摆子”。中国的法制进程走到今天，不应该允许“打摆子”招摇过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