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宏开：我不是戒除网瘾专家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陈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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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宏开：我不是戒除网瘾专家
                                                □　陈沛
2005年4月19日下午1时许，陶宏开走进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北京录制现场。此刻，距离他从美国返回北京还不到20个小时。
尽管我们对他的行踪和住处进行了严格的保密，还是有不少家长打探到了他要在北京录节目的消息，并由录制棚猜测到了他下榻的大致方位，以致于陶教授住进宾馆仅仅一个多小时，在从房间到餐厅的短短几步行程中，就中了家长的“埋伏”。
“中国的家长不会用电脑”
“在美国，听到有关中国独生子女‘小皇帝’、‘小公主’的报道，还以为是说笑话。”尽管家长们非常急切，但陶宏开对那些网瘾少年家长的问题置之不理，开始大谈他在美国的感受。
“其实，两国孩子最明显的差别是中国的孩子对于父母缺乏感情。”陶宏开说，国内很多人不会做独生子女的家长。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看着父母用电脑，从小就知道电脑是工具；而中国的家长绝大多数不会用电脑，给孩子买电脑是因为孩子要，或者是为奖励孩子。而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反馈又太多，孩子根本无法消化，再加上自控能力差，其结果就是上网打游戏成瘾，父母往往追悔莫及。”陶宏开打了一个手势，他紧紧盯着最前排一个家长，放慢了语气，“你只让孩子在物质上‘与时俱进’，你的素质跟上了吗？” 　　有一次，陶教授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侄女。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他特意选了星期天去，没想到校园里竟然没一个孩子在玩，但图书馆里却坐得满满的，连台阶上都是看书做笔记的学生。他大吃一惊，“在中国，星期天校园里到处是闲逛的学生，角落里则是成双成对坠入爱河的青年人，大学生们都玩疯了。”
他十分困惑，印象中，中国学生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美国学生散漫也早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烈的反差呢？ 　　经过观察与思考，他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孩子，从入托儿所到读大学，全部费用都由父母包下，父母什么都不让孩子干，只求孩子能考上好的大学。而美国的孩子，1－14级全部免费，考上大学也就年满18岁，是成年人了，就得自立，父母不再有抚养的义务，孩子就得靠打工挣钱读大学。
“孩子知道挣钱不容易，当然不会浪费时光了。”陶宏开说。“中国父母的付出远远超出西方的父母，而令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付出越多，孩子越不满足！”
“我不是戒除网瘾专家”
“我不是戒除网瘾专家。”陶宏开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专家，他说自己只是素质教育工作者。
2002年，当陶宏开退休回到中国后，他的亲戚朋友和学生就把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上有各种问题的孩子送来请他帮助教育。
后来，这些孩子中陆续成功转化了几个，但由于都是“圈子”里的，影响还不大，陶宏开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干扰。
事情的转机出现于2004年5月5日《武汉晚报》，上面刊发了一位母亲的信：《谁来挽救我的女儿》。陶宏开看了，为之动情，于是主动“揭榜请缨”，通过不懈努力，一举转化了这个网瘾孩子。《武汉晚报》出于对读者负责，如实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令人意外的是，求助的信件和电话立刻淹没了晚报和陶宏开的家，用他的话说就是：“来信来电的数量太庞大了，它彻底改变了我的退休生活”。
他没有料到，中国的网瘾少年是这样多，问题是这样严重！迄今，他和他的助手们已经在30多个城市作了200多场报告，刮起了一股不折不扣的“陶宏开旋风”！
被父亲“骗”到现场的孩子
12岁的阿生是被父母亲以旅游的借口骗到北京来的，发现“上当”后情绪十分抵触。按父母的话说，他是个“没治了”的孩子：亲网络游戏，恨亲生父母。有一次妈妈管他，他烦了竟然打妈妈，爸爸前往制止，他恶狠狠地说：我现在打不过你，等你老了跑不动了，我再打你！当他们在宾馆辗转找到陶教授时，做父母的就差给陶教授下跪了，而阿生投向父母的目光是凶狠的仇视，对陶教授，也是怀疑和不屑。因为吃过饭就要进录制棚，时间紧迫，陶教授只与阿生进行了四十分钟的沟通。录制开始不久，当阿生的父母走上嘉宾席与陶教授进行对话时，主持人站起来邀请阿生“可不可以上来？”阿生在观众席上摇了摇头，可是当陶教授问：“阿生，你愿意上来么？”阿生立刻说：“愿意。”陶教授迎上去，与阿生亲热地握手，与他及他的父母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沟通。通过说理和启发，小阿生认识并承认自己打父母不对，表示要好好改正，做个好孩子；他的父母亲也检讨了与儿子交流不足和教育孩子的简单与粗暴。一家人别别扭扭地上场，欢天喜地地回到观众席。回到观众席上的阿生专注地盯着陶教授，目光是那样的柔和，完全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不知不觉中，阿后的手与爸爸妈妈的手拉在了一起。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而听陶爷爷的话，小阿生说：陶爷爷是以朋友的态度、平等地与我谈。陶教授说：听了这话，你能说这孩子不聪明吗？你能说他不会辨别是非吗？你能说他不渴望沟通吗？
“能抗拒诱惑，才是合格的成年人”
陶宏开在武汉市以外成功戒除网瘾的第一个孩子，是石家庄的葛腾。 　　
陶教授应邀到石家庄做报告。吃饭时，有位家长把葛腾送到了陶教授面前。
陶教授与葛腾谈了一个小时之后，葛腾却这样说：“好吧，我一个月后就不打游戏了。”
“你既然明白了打游戏上瘾不好，为什么还要再打一个月呢？” 　　“那，半月以后行不行？或者，一周以后再不打了行不行？”葛腾问。 　　“为什么？”陶宏开觉得很奇怪。
“有个游戏，没打完，心有不甘。”葛腾终于说了实话。
陶教授并没有讥讽他，而是耐心地说：人生有些事是必须做的，有些事是不能做的，而还有些事，是可做可不做的，恰恰是对这些可做可不做的事的态度，决定了人的一生。如果大量的时光消磨在可做可不做的事上，那必须做的事情就做不好了。
“难道打完这个游戏比你的一生还重要么？”陶教授问。
葛腾这回是真的明白了，说那我从现在起就不打游戏了。陶教授问：你怎么证明？葛腾立刻与父母一道，打车回家把键盘拿来交给陶宏开以示决心。
父母起初欣喜不已，但这种心情也只维持到当天晚上：葛腾深夜未归。父母以为他网瘾又犯了，忍不住去了网吧，却发现葛腾是在劝说昔日的网友，一起戒掉网瘾。
“对于父母的劝说和告诫，我总是应付，而对于陶教授，我不是应付，而是真正戒了。他对我很信任，我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面对观众和镜头，已经是陶宏开素质教育志愿者的葛腾说，“回头看看，这意味着我长大了。能够抗拒诱惑，才是合格的成年人。”
“陶教授比电视上还电视”
陶宏开有个助手叫阮顺利，他是湖北红安县人，陶宏开的老乡。由于农村赌博成风，他曾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多的“记录”是一次连赌五天五夜，最终负债累累，父子反目。
为躲债，他的家人托人找陶宏开，求陶在武汉为他找个工作。当然，他隐瞒了自己进城躲债的初衷。
陶宏开是个热心人，帮阮顺利联系到一家酒店工作，月薪七百。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陶宏开也很高兴，就催着阮顺利快去上班。不料阮顺利却说不想去干。问其原因，他说就愿意跟着陶宏开。陶宏开心软了，没赶他走。正巧，陶宏开的老母亲病了，需要人照顾，阮顺利就顺理成章地留下了。
阮顺利为什么不愿意去酒店呢？原因是他不愿意离开陶教授。尽管他在陶教授家住了仅仅四五天的时间，但这个聪明的农村孩子从陶宏开身上看到了太多太多的新奇。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女孩子对一个不是亲人的人这样说话，和电视上一样。”阮顺利发现，有个女孩在和陶宏开说话时什么也不避讳，甚至包括她与男朋友的事。
有一天，陶宏开的嫂子给他送来一些馒头。原来陶宏开喜欢吃馒头，嫂子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给他买来的。
“我从来没见过嫂子对弟弟这样好，比电视上还电视。”阮顺利说，阮顺利跟陶宏开听了几次课，被他丰富的知识和口才所折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多的知识！”他后来才知道，陶宏开除了教书，还会写诗，作词、作曲，弹钢琴，唱歌，甚至还会编舞。
现在的阮顺利跟着陶宏开天南地北的跑，除了在培训各地志愿者的会场上作报告，他还在陶宏开的指导下写一本书，书名是《从赌徒变成素质教育工作者》。
“因为陶宏开，儿子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阮顺利的父亲在录制现场说。六十岁的他，脸上每一条绉纹都充满着对陶教授的感激。

人物档案 　　陶宏开，美籍华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1980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作访问，一直在美国从事教育研究工作。 　　2002年退休回国，积极倡导整体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践行者。